我的父亲（7）（8）（陈志强）

陈志强知青情缘 2024-02-02

我的父亲

作者：陈志强

七、迷人的上海之夜

新婚才三个月，好运又降临到父亲头上。1951年12月父亲进入上海华东党校学习。1952年4月党校学习结束后即被上海市政府任命担任上海华东合作总社成品检验队队长。10月出任华东合作总社社务处组织科副科长。

父亲带着母亲把家安在了西藏中路200号，这是上海西藏路福州路口的一幢7楼的高层建筑。大楼的底层是一家水果店，而且几十年来这家店一直到现在都是卖水果。七楼是上海华东合作总社托儿所和幼儿园。二楼至六楼的住户都是上海市政府的各级干部家属。我家住在五楼。

1953年1月父亲调至华东一级机关党委会整党小组，帮助审查党机关材料。3月父亲出任华东森工局科长。母亲在汉口路的全国合作总社上海日用品批发站工作。6月6日凌晨5时。我出生在上海北京西路保健医院。1953年父亲35岁，中年得子，喜不胜喜。我在晚上整夜的哭，父亲就整夜地抱着我哄我。以后家里用了一个保姆，住在我家里带着我，情况才算好些。

1954年1月父亲出任华东森工局监察室副主任。同年11月出任上海木材公司龙华供应站站长。龙华到西藏路路比较远，父亲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每天早晚骑车上下班。

1955年1月我母亲在上海四川中路第六人民医院生下了我的弟弟。6月父亲参加上海市商局干部文化学校学习文化。参加学习的都是象父亲那样没有多少文化识不了几个字的工农干部。在文化学校学习了一年毕业后父亲出任上海卢湾区木材公司任副经理。1956年1月母亲又在四川中路第六人民医院（现改为黄埔区中心医院）生下了我的小弟弟。1956年父亲被上海市长陈毅任命为中国木材公司上海公司副经理。1959年2月工作调动到奉贤县。

在上海市区工作生活8年，是我父亲乃至我全家生活最安定最快乐的8年。我家地处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家里有个朝南的小阳台，楼下每天人流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晚上外面的马路上到处都闪烁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的灯光。不远处就是宽阔的人民广场，逢年过节，特别是国庆节的那天，雄壮的庆典游行队伍走在人民广场上，到处是招展的红旗，身穿统一的蓝色背带裤的工人队伍整齐地一队队地走过人民广场检阅台。到了晚上，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礼花在空中打出一朵朵菊花，长长的花瓣从高高的天空洒向大地。市区的晚上没有蚊子，我喜欢睡在阳台上，看浩瀚夜空上闪烁的繁星，看天空中划过的流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父亲把我抱到屋里的床上。

白天我就和弟弟到七楼的托儿所上学。下午父母亲把我和弟弟接回家。休息日子母亲带我到人民公园玩，结果转眼就不见我了，原来我跟着别人的妈妈走了，好容易通过警察找到了我。父亲工作很忙，从来没有带我出去玩过。

40年后我又重去我幼年住过的西藏路200号，楼下还是水果店，楼里看电梯的老阿姨，竟然还能准确的说出我父母亲的名字。

父亲的这一辈子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除了在上海的这八年。但是作为一个从贫困的大山里走出来的泥腿子，真正地过了8年的城市人生活，和那些留在新疆和他一起出来当兵打仗的平山人相比，父亲幸运得多了。

前排左四为父亲。愿父亲当年木材公司同事的子女能看到他们父母亲当年的风采

八、奉贤南桥四十间

1959年2月父亲调到上海奉贤县泰日公社任党委书记。在泰日公社工作了一年后，1960年3月出任奉贤县工业部部长，兼县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我们全家都跟着到了奉贤。

在上海十个郊县里，奉贤县是一个很特别的县。奉贤县的干部队伍，几乎清一色的是山东或江苏籍，并且是从市区或外县调入奉贤的干部。而这些干部，又主要是源自于陈毅领导的三野解放上海后留下的军队干部，或是山东江苏随三野部队南下到上海的干部。

原因就是奉贤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里搞大跃进，刮共产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奉贤人称之为“王李事件”，整个奉贤县级干部大换班。

1958年6月1日奉贤开展所谓的“报高产，庆丰收”运动。至5日，共有16个乡镇287个农业社向县委“报喜”，浮夸风就此开始。6月中旬，开展所谓的群众性大搞“三土”（土化肥、土农药、土水泥）运动。至10月4日，已建中、小型“三土工厂”50376个，有的捡几块破砖，敲敲碎，就算一个“土水泥厂”。又抽调300人赴江西山区伐竹，历时2月。运回毛竹4万根，供“大炼钢铁”工地搭建棚舍。

7月4日，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粮食加工和农业抗旱用的引擎都用于“钢铁冶炼”。8月4日县委组成437人的检查团对全县农业生产分片大检查。8月27日全县又组织77365人对秋熟作物作全面检查鉴定，产量指标一加再加。

大搞深挖畜禽棚舍、客堂底泥、墙边泥和烧焦泥的所谓“积肥运动。”滥制“土化肥”。10月4日，集中123艘农船、渔船在青浦县莲塘的河里打捞“狗屎铁”运回炼铁。10月15日进入“钢铁高额丰产周”，有专业炼铁炉139只和群众土法炼铁炉527只，大多以“废钢铁”的回炉方法，投入“炼铁战役放卫星”。至10月18日，全县尚存锅铁75吨，农家铁锅基本收尽。

10月19日，全县共组成11个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至年底，共办农村食堂1466个，就餐农户占总农户的99%，盲目推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11月16日，掀起制砖瓦坯突击运动，居民、店员、干部、学校师生等15000人参加制坯生产，占全县总劳力10%

“工人、农民、居民、店员、干部、学校师生等15000人参加制坯生产，占全县总劳动力的10%”，大放制坯高产卫星。12月2日，按照“苦战100天，坚决实现我县全年不雨保灌溉。千年洪水不出险”的规划，3万余民工自带工具自带干粮投入东季水利运动，收效甚微。 12月13日，全县出动18万余人次，组织消灭麻雀行动。

1959年4月24日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县广播大会上宣布“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一案(本县惯称“王李事件”)。揭露原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自1958年春耕起，违法乱纪连续发生，至秋冬时发展到高峰，强迫命令，为消灭棉花红铃虫烧拆民房、仓库，等等。此案揭露后，受到各种处理的干部80余人，其中判刑10人，党(团)纪处分的65人。在善后处理时，赔偿群众的各种损失达30万余元。1960年，对农村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实行全面审查。

以上长长的一大段文字，是我从奉贤县志里摘录的。可以想见，1958年以来，共产风给奉贤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后果有多么严重。

原县委书记王文忠就地免职，调去崇明县农场。副书记李少峰调到青浦农场，以后又在青浦县农业局当过局长。李少峰的妻子我叫她陈阿姨，和气慈祥，曾受青浦图书馆之邀请，来馆为我们教授气功。奉贤其他受到处理的干部被调离职位。出现的干部空缺就从市区和外县抽调干部补缺。

为了解决外来干部和家属的居住问题，县委将原商业局办公的院子腾出来作为外来干部的宿舍。四面围墙围起来的院子里有四十间房子，当地人就管干部居住的大院叫“四十间”。 1959年12月任县委书记的邵晋藩是第一家搬进四十间的，我家是60年3月搬进四十间，以后陆陆续续的不断有外来干部搬进来，直到四十间住满。

以后又贴着四十间造了两幢三层楼，称为“新三楼”作为干部家属的住所。新三楼在当年算是高档住宅了，每户人家家里都有抽水马桶，还有小阳台，建造新三楼是由奉贤县长李明负责，应该是用掉不少钱，李明后来对人说：“我是写检查被批评，我也没捞到住楼。”我家住四十间两间大平房，门前还有一块空地可以种种花草蔬菜。县委征求父亲意见，让我家搬出平房，搬迁至新三楼，哪知我父亲农民意识严重，觉得还是门前的一块地比住楼要好。农民的心里，土地是命啊！

2019年我认识了当年和我一同在云南勐腊水利二团三营当知青的奉贤知青王铭，只是我在13连，她在16连，互相之间不认识也没有来往。在电话里她告诉我，她也是南桥四十间的人。当我听她说她也是四十间的人，我第一时间就心跳加速了。我家从泰日到南桥后，她家则从南桥四十间到泰日。她父亲王庭玉，原奉贤县委秘书，奉贤南桥灯光球场，大礼堂，电影院，招待所都是王铭的父亲王庭玉筹备建造的，为丰富奉贤人民的文化生活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王庭玉到泰日后接替我父亲的职务。，

由于奉贤的干部全部集中居住在四十间，子女也是从小玩在一起，一起长大。奉贤干部间的联系要远比上海另外9个县的干部来得密切。1983年我父亲在青浦病逝，大殓的那天，奉贤的干部能来的都来了。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天的场景，令我心潮激荡难以平复，真挚的感情弥足珍贵。

奉贤县政府所在地，解放前是占地几百亩的恶霸地主的大庄园。进出政府大院的干部都讲山东话，这在当地也算是一景了

60年代，70年代的奉贤人，是没有人不知道四十间的。几十年后我旅游到外地，在旅游景点碰到上海奉贤的中年游客，我和他们搭讪，问他们是否知道四十间，他们回答我，当然知道啊，那是干部大院啊！几十年前四十间就拆得一点不剩，四十间的人或死或散，但奉贤人没有忘记四十间，那是一个时代啊！

1963年2月父亲出任奉贤县委监委副书记，县委常委。母亲在县医药公司任会计。

1965年6月，原监委书记郭震东升任县委副书记，，他向县委推荐父亲顶替他的监委书记的位置，郭震东说我父亲，对党忠诚，为人厚道。县委采纳了郭书记的意见，父亲出任监委书记职务。以后父亲和郭书记先后去世，都去了龙华烈士殡仪馆。生前是好友，去世了依然是好友。

奉贤这个地方，就是个农村的镇子 1959年到1965年在奉贤的6年间，虽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都是定量供应，家里人都是半饥半饱，但日子还算过得平稳。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家的噩运开始了。

全家照。左二我。

奉贤县南桥镇中街

奉贤县南桥镇北街

四十间的干部，后左一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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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志强